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央企业金融衍生业务监管的通知

国资发评价[2009]19号


各中央企业：

　　自2005年国资委开展高风险业务清理工作以来，多数中央企业能够按照要求，审慎经营，规范操作，严格管控，有效防范经营风险。但也有少数企业对金融衍生工具的杠杆性、复杂性和风险性认识不足，存在侥幸和投机心理，贸然使用复杂的场外衍生产品，违规建仓，风险失控，产生巨额浮亏，严重危及企业持续经营和国有资产安全，造成不良影响。为进一步加强中央企业金融衍生业务监管，建立有效的风险防范机制，实现稳健经营，现就有关要求通知如下：

　　一、认真组织清理工作。纳入本次清理范围的金融衍生业务主要包括期货、期权、远期、掉期及其组合产品(含通过银行购买境外机构的金融衍生产品)。各中央企业要高度重视，认真组织开展全集团范围内在境内外从事的各类金融衍生业务的清理工作，凡已经从事金融衍生业务的企业，应当对审批程序、操作流程、岗位设置等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制度及执行情况等进行核查，对产品风险重新进行评估，不合规的要及时进行整改。经过国家有关部门批准的境外期货业务持证企业，应当对交易品种、持仓规模、持仓时间等进行审核检查，对于超范围经营、持仓规模过大、持仓时间过长等投机业务，应当立即停止，并限期退出；对于未经国家有关部门批准已经开展的业务，企业应及时补办相关审批手续，现阶段应逐步减少仓位或平仓，在未获得批准前不得开展新业务；对风险较高、已经出现较大浮亏的业务，企业应当加强仓位管理，尽力减少损失，不得再进行加仓或挪盘扩大风险；对属于套期保值范围内的，暂未出现浮亏，但规模较大、期限较长、不确定性因素较多、风险敞口较大的业务，企业应当进一步完善实时监测系统，建立逐日盯市制度，适时减仓，防止损失发生。各中央企业应当将金融衍生业务清理整顿情况于2009年3月15日前书面报告国资委(评价局)，抄报派驻本企业监事会，内容包括金融衍生业务基本情况、内控制度、存在的问题以及整改措施等。未开展金融衍生业务的企业也应报告清理情况。

　　二、严格执行审批程序。金融衍生工具是一把“双刃剑”，运用不当会给企业带来巨额损失。各中央企业必须增强风险意识，严格审批程序，严把审核关口。企业开展金融衍生业务，应当报企业董事会或类似决策机构批准同意，企业董事会或类似决策机构要对选择的金融衍生工具、确定的套期保值额度、交易品种、止损限额以及不同级别人员的业务权限等内容进行认真审核。对于国家规定必须经有关部门批准许可的业务，应得到有关部门批准。集团总部应当指定专门机构对从事的金融衍生业务进行集中统一管理，并向国资委报备，内容包括开展业务的需求分析、产品的风险评估和专项风险管理制度等，并附董事会或类似决策机构的审核批准文件和国家有关部门批准文件。资产负债率高、经营严重亏损、现金流紧张的企业不得开展金融衍生业务。

　　三、严守套期保值原则。金融衍生业务前期投入少、价值波动大、风险较高、易发生较大损失，各中央企业要保持清醒认识，注重科学决策，审慎运用金融衍生工具，不得盲从，防止被诱惑和误导。要严格坚持套期保值原则，与现货的品种、规模、方向、期限相匹配，禁止任何形式的投机交易。应当选择与主业经营密切相关、符合套期会计处理要求的简单衍生产品，不得超越规定经营范围，不得从事风险及定价难以认知的复杂业务。持仓规模应当与现货及资金实力相适应，持仓规模不得超过同期保值范围现货的90%；以前年度金融衍生业务出现过严重亏损或新开展的企业，两年内持仓规模不得超过同期保值范围现货的50%；企业持仓时间一般不得超过12个月或现货合同规定的时间，不得盲目从事长期业务或展期。不得以个人名义（或个人账户）开展金融衍生业务。

　　四、切实有效管控风险。企业应当针对所从事的金融衍生业务的风险特性制定专项风险管理制度或手册，明确规定相关管理部门和人员的职责、业务种类、交易品种、业务规模、止损限额、独立的风险报告路径、应急处理预案等，覆盖事前防范、事中监控和事后处理的各个关键环节。要建立规范的授权审批制度，明确授权程序及授权额度，在人员职责发生变更时应及时中止授权或重新授权。对于场外期权及其他柜台业务等，必须由独立的第三方对交易品种、对手信用进行风险评估，审慎选择交易对手。对于单笔大额交易或期限较长交易必须要由第三方进行风险评估。要加强对银行账户和资金的管理，严格资金划拨和使用的审批程序。企业应当选择恰当的风险评估模型和监控系统，持续监控和报告各类风险，在市场波动剧烈或风险增大情况下，增加报告频度，并及时制订应对预案。要建立金融衍生业务审计监督体系，定期对企业金融衍生业务套期保值的规范性、内控机制的有效性、信息披露的真实性等方面进行监督检查。

　　五、规范业务操作流程。企业应当设置专门机构，配备专业人员，制订完善的业务流程和操作规范，实行专业化操作；要严格执行前、中、后台职责和人员分离原则，风险管理人员与交易人员、财务审计人员不得相互兼任；应当选择结构简单、流动性强、风险可控的金融衍生工具开展保值业务；从事境外金融衍生业务时，应当慎重选择代理机构和交易人员；企业内部估值结果要及时与交易对手核对，如出现重大差异要立即查明原因并采取有效措施；当市场发生重大变化或出现重大浮亏时要成立专门工作小组，及时建立应急机制，积极应对，妥善处理。

　　六、建立定期报告制度。从事金融衍生业务的企业应当于每季度终了10个工作日内向国资委报告业务持仓规模、资金使用、盈亏情况、套值保值效果、风险敞口评价、未来价格趋势、敏感性分析等情况；年度终了应当就全年业务开展情况和风险管理制度执行情况等形成专门报告，经中介机构出具专项审计意见后，随同企业年度财务决算报告一并报送国资委；对于发生重大亏损、浮亏超过止损限额、被强行平仓或发生法律纠纷等事项，企业应当在事项发生后3个工作日内向国资委报告相关情况，并对采取的应急处理措施及处理情况建立周报制度。对于持仓规模超过同期保值范围现货规模规定比例、持仓时间超过12个月等应当及时向国资委报备。集团总部应当就金融衍生业务明确分管领导和管理机构，与国资委有关厅局建立日常工作联系，年终上报年度工作总结报告，并由集团分管领导和主要负责人签字。

　　七、依法追究损失责任。各中央企业应当根据《中央企业资产损失责任追究暂行办法》(国资委令第20号)等有关规定，建立和完善损失责任追究制度，明确相关人员的责任，并加强对违规事项和重大资产损失的责任追究和处理力度。对于违反国家法律、法规或企业内部规章开展业务，或者疏于管理造成重大损失的相关人员，将按有关规定严肃处理，并依法追究企业负责人的责任。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处理。对于在日常监管工作中上报虚假信息、隐瞒资产损失、未按要求及时报告有关情况或者不配合监管工作的，将追究相关责任人责任。国资委将对业务规模较大、风险较高、浮亏较多，以及未按要求及时整改造成经营损失的企业，开展专项审计调查。对于发生重大损失、造成严重影响的企业，在业绩考核中予以扣分或降级处理。

　　各中央企业要高度重视金融衍生业务管理工作，审慎开展金融衍生业务，遵循套期保值原则，完善内部控制制度，建立切实有效的风险管理体系，积极防范经营风险，有效维护股东权益。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二ＯＯ九年二月三日
岁末邱兴华案的思考
高军
（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博士生 苏州 215006）
新的一年开始，盘点2006法制，在过去的一年里，也许最值得回味的是岁末的惊天大案——邱兴华杀人一案。对邱案之印象深刻，主要不是因为它刚刚过去，尚未从记忆里消逝或模糊，而是因为通过该案，给笔者留下了诸多思考。
1、关于邱兴华的精神病鉴定权。
二审中，邱兴华的辩护律师提出对邱兴华进行精神病鉴定的申请，从相关的报道来看，二审法庭并未充分说明理由即对申请予以驳回。笔者认为其做法违反了法律程序，剥夺了作为刑事被告人邱兴华依法享有的申请鉴定权。有人提出，因为我国《刑事诉讼法》并未规定在刑事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提出鉴定申请时，法院有必须同意的规定，认为是否同意鉴定申请属于法官自由裁量的范围，故二审法庭对鉴定申请予以驳回并未违反法律程序。笔者同意上述推论的出发点，但认为，这并不能推导出法庭做法未违反法律程序的结论。
从法理上来说，被告及其辩护人提出鉴定申请必须提供相应的证据，对于无任何相应的证据来表明被告可能患有精神病的鉴定申请，法庭有权予以驳回。但一个难题是，对于相应的证据而言，究竟证据必须要达到什么样的程度，才能使法庭负有启动鉴定程序的义务？笔者认为，由于个案的情况千差万别，法律当然不可能对此作出统一的硬性的规定，故事实上确有一个法官自由裁量的空间。但无论如何，对申请书的证据要求不可过高。因为精神病鉴定是一个高度专业化的工作，不能指望申请人能成为这方面的专家，更不能以“排除合理怀疑”的刑事有罪证明的标准来审查申请人提供的证据。只要申请人能提供证明刑事被告可能患有精神病的表面的证据，一般而言，法庭就应当予以同意，从而启动对被告的精神鉴定程序。除非当申请人提出被告可能患有精神病方面的证据以后，控方能提出证明被告精神正常的充分的证据，足以排除对被告精神状况的“合理怀疑”，才可以对鉴定申请予以驳回。
本案中，从报道的情况来看，邱连续杀多人，作案动机模糊，而且手段特别残忍，远远超出一般人所为，作为表面的证据，应足以说服法官启动司法鉴定程序。遗憾的是二审法庭却在未进行充分说理的情况下，简单地以一句“不予采信”即驳回鉴定申请。笔者认为，在对被告是否进行精神鉴定这个问题上，法官不应也不能享有过大的自由裁量权，因为同理，法官也不是精神病鉴定方面的专家，法官的判断不能代替医学专业的判断。法官过大的、不受限制的自由裁量权只能导致司法专横和对人权的漠视，事实上，人类的历史已充分证明了，人治和法治的区分之一也即在于自由裁量权是否受到严格的限制。
2、外界压力与司法判决问题。
首先，邱兴华连续杀死多人，来自民众的舆论压力巨大，对于未受过专业法学教育，不了解司法程序存在的独立价值和对法治意义的、基于朴素的“杀人偿命”的自然情感，不了解《刑法》中有关的精神病人在发病期间犯罪免除或减轻刑事责任规定的伦理价值、以及判决一个精神病人死刑是不人道的普通民众而言，如果法院不判处邱兴华死刑，并对其执行死刑刑罚，情感上是不能接受的。而法庭一旦启动精神病鉴定程序，即至少有证明邱兴华患有精神病之可能。按照我国现行《刑法》，如果证实邱确实患有精神病，那么邱即不会被判处死刑。在这种情况下，法官、法院受到压力将是巨大的，特别是来自死者亲属的压力，结下来的将是无休止的上访、“控诉”，法官和法院将陷入无穷的麻烦之中。
其次，法学精英界的压力与邱之死。邱案报道后，即受到国内法学精英界人士的高度关注，贺卫方、周永坤等著名法学家纷纷著文发表对案件的看法，为邱兴华争取精神鉴定的权利。但遗憾的是，学者的呼吁并未被法庭采纳。最近，网上有人指责法学精英们的呼吁是干预了司法独立审判。笔者不敢苟同这种观点，原因在于：（1）学者是基于学者的良心和专业的敏感，为了司法程序得到尊重及司法的公平与正义而呼吁，与本案并无任何自身利益上的联系。（2）学者仅仅是从专业的角度来阐述邱案中的法理，从未超出正当的公民言论自由的范围，同时亦并无任何干预法庭独立审判的举措。事实上，法庭也并未采纳学者对该案的观点，因此，所谓的学者干预法院独立审判之说根本不能成立。
至于有人所说的因学者的关注，反而因此加速了邱之死的看法，笔者认为，在现行的机制下，也许并不能完全排除这种可能。但笔者同时认为，千万不要过高的估计学者的作用，学者在其中作用到底有多大，从法庭断然拒绝辩护人要求对被告进行精神鉴定的申请中可以看出来，“百无一用是书生”，学者的作用其实实在是非常有限的。至于学者在本案中的作用到底有多大，法官到底如何看待学者的意见，只有审判的法官才知道。
另外，来自“有关部门”的压力。邱兴华杀死多人，属惊天大案，社会震惊、各级部门震惊，之前那么多武警、公安干警等费了很大的劲才抓到他。按照传统的思维，邱兴华绝对属于“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之典型。在岁末强调“稳定重于一切”、奉行“严打”的传统政策的情况下，有“有关部门”的压力下，“从重”、“从快”也许只能是法院的当然的选择。
3、邱之死与最高人民法院收回死刑复核权。
最高人民法院2006年12月28日发布《关于统一行使死刑案件核准权有关问题的决定》，明确废止过去发布的关于授权高级人民法院和解放军军事法院核准部分死刑案件的所有通知。《决定》规定，根据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的《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的决定》，自2007年1月1日起，死刑除依法由最高人民法院判决的以外，各高级人民法院和解放军军事法院依法判决和裁定的，应当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2006年12月31日以前，各高级人民法院和解放军军事法院已经核准的死刑立即执行的判决、裁定，依法仍由各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院长签发执行死刑的命令。《决定》同时明确，自2007年1月1日起，最高人民法院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有关决定和人民法院组织法原第十三条的规定发布的关于授权高级人民法院和解放军军事法院核准部分死刑案件的通知，一律予以废止。
回到本案中，如果二审法庭同意对邱兴华进行精神鉴定，由于科学的、严肃的鉴定不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内作出，那么邱兴华就完全有可能活到2007年1月1日之后，而届时死刑复核权将由最高人民法院作出。虽然，这样可以最大程度地维护司法程序正义和保障案件审判的公正，但可能会给二审法院带来来自受害者家属的、社会普通民众的、以及“有关部门”的很大的压力。于是，就在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统一行使死刑案件核准权有关问题的决定》的同一日，即2006年12月28日，邱兴华被二审宣判死刑并立即执行。邱案一审到二审程序异常迅捷，从报道的二审庭审来看，整个过程不超过三十分钟。而且，该案辩护律师张桦说，“根据程序规定，我作为邱兴华的辩护人，应该在开庭的前三日接到法院的开庭通知，而我是在27日中午11点才接到安康法院的电话。法院的这一做法明显违背了程序法。”另外，二审宣判死刑并立即执行，从报道中未看到出现死刑复核程序，也许是媒体报道时忽略了，但不管怎样，可以看出死刑复核与二审程序实际上是合一的。事实上，死刑复核程序的价值在于最大程度地防止错杀以保障刑事诉讼中作为最基本人权的被告的生命权。但现实中，由于死刑核准权向省高级人民法院的下放，由于大量的死刑案件的二审法院即为省高级人民法院，而其同时亦行使部分死刑案件的复核权，事实上在先见观念的支配下，往往造成死刑核准程序虚置的局面。对于这种忽略法定刑事诉讼程序的后果，正如周永坤教授所指出的那样，“它不仅侵犯了公民的核准程序权，也间接地侵犯了公民的生命权”。
随着岁末的一声枪响，邱兴华的生命宣告结束。邱之死似乎给案里案外的诸多争议最终画上了句号。但笔者认为，邱案对中国法治的影响是深远的，对邱案的法学争论肯定不会随着邱兴华之死而马上结束。事实上，邱案是一面镜子，从中可以折射出了很多关于司法程序正义、司法独立、刑事诉讼与人权保障等事关法治走向与命运的基本法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