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讯逼供预防——功能缺失的替代

孔一


研究中的刑讯逼供指司法机关工作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使用肉刑（如殴打）或变相肉刑（如冻饿），逼取口供的行为。刑讯则不一定具有逼取口供的目的。犯罪是指有责（cupability）的人或人的集群实施的具有一定强度的危害社会的行为。
刑讯供逼发端于奴隶制时代，封建时代逐渐规范化、制度化，到了近代资产阶级革命时期随着人权观念的深入人心，各国相继废除刑讯供逼。 1848年《世界人权宣言》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反对酷刑。有关资料表明：及至20世纪的今天，刑讯逼供仍不同程度地存在于世界各国。我国每年因刑讯逼供立案查处的案件在400起左右。 而我国刑法已经对刑讯逼供犯罪的处罚做了相当严厉的规定，我国政府已于1986年12月12日签署了《禁止酷刑和其他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1998年10月5日又在《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宣言》上签了字。为什么会有这应然与实然的矛盾，这是本调查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研究方法
本研究的理论假设是“现阶段我国刑讯逼供现象主要是由社会因素决定的”。研究中设计了性别，年龄，参加公安工作的时间，审讯嫌疑人的数量，参加公安工作前的职业背景等5个自变量；对刑讯逼供、律师提前介入的评价，所在地区的刑事案件破案率与不采用刑讯逼供条件下的刑事案件破案率，刑讯逼供取向，易被刑讯的嫌疑人类型（该变量又划分为身份，地区，犯罪类型，审讯中的态度4个次级变量），办案中刑讯逼供的频度，刑讯逼供原因的归咎等6个因变量。刑讯逼供犯罪在我国历来被归类于职务犯罪，以前的研究侧重于“职务"而有意无意的与一般类型犯罪相区别。这就使得这些研究没有能利用犯罪学已有的成熟的理论、方法去研究刑讯逼供。笔者则把刑讯逼供看作一般类型的犯罪并与其他犯罪做了比较研究，较多地从社会因素、个体心理因素做了分析。
本研究主要采用偶遇问卷调查（笔者亲自到干警宿舍发放问卷）和个别访谈的调查方式。调查以在中国人民公安大学进修专科学历的来自全国各地的基层（刑警队、派出所）公安干警为对象（其中近二分之一是全国公安战线的“英模”）。问卷调查实施过程中即对部分干警就刑讯逼供问题进行了访谈。调查对象中女性占8.20%；参加公安工作时间4年以上的占86.35%；审讯嫌疑人100人以上的占77.77%。问卷除21份由笔者的同学实施调查外其余50份均由笔者亲自调查。剔除无效问卷10份（题目要求单选而多选的、问卷中有答案自相矛盾的、未全部填答的）最后回收有效问卷61份。对以上资料作一般统计外，还对调查对象的性别，文化程度，专业化程度，职业背景与刑讯逼供取向分别做了x2检定（a均取0.05）检验。
文献综述
一、法律文件
罗马帝国《加洛林纳法典》第31条规定“假如某人被怀疑对他人有损害行为，而嫌疑犯被觉在被害人面前躲躲闪闪，形迹可疑，同时嫌疑犯又是可能犯这类罪的人，那么这就是可以使用刑讯的证据”。 《唐律疏仪.断狱》规定：“诸应讯囚者，必先以情审察词理，反复参验，犹未能决，事须讯问者，立案同判，然后拷讯”。 《世界人权宣言》（1948.12.10）前言宣示：“人类一家，对于人人固有尊严及其平等不移权利之承认确系世界自由、正义、和和平之基础”，第5条规定：“对任何人不容加以酷刑，或使以残忍、不人道或侮慢之待遇或处罚”。《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宣言》（1996.12.9）第七条亦有类似规定。而《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1984.12.10)则是国际法关于刑讯逼供的专门法律文件。《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47条规定：“司法工作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行刑讯逼供或者使用暴力逼取证人证言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致人伤残、死亡的，依照本法第二百三十四条 ，二百三十二条 的规定定罪处罚”。
二、学者著述
“捶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汉书·路温舒传》）。“榜掠千金，不胜痛，自诬服”。（《史记·李斯列传》）是中国古代学者对刑讯逼供的置疑与讽刺。意大利刑事古典学派创始人C.R 贝卡利亚（1758-1794）在《论犯罪与刑罚》一书中指出，刑讯逼供这种“合法的暴行”是强权的反映，“它只能使无辜者处于比罪犯更坏的境地”。其根源在于：1.“与该国受到尊重的公共观念具有某些联系”。2.“一些法庭把犯人的交代作为定罪量刑的主要依据”。 德国著名犯罪学家汉斯·约阿希姆·施耐德（1928- ）称刑讯是“当权者的政治犯罪”。刑讯逼供的原因是1.专制政府制度下人们认为刑讯是维护国家和公益所必要的。2.权威的命令。 我国学者则大多认为现阶段我国刑讯逼供的主要原因有审讯者个人素质底，封建剥削阶级思想的影响，民主法制不健全，对其危害性认识不足等。
调查结果
一、刑讯逼供的现状
问卷调查显示：47.54%的调查对象对嫌疑人有过很多次或多次“粗暴行为”，只有11.48%的被调查者表示“从未有过”。当问及“如果已知某人确实实施了强奸，而又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其犯罪。您作为审讯员会采用一切可以采用的办法还是放弃审讯”，有83.61%的调查对象选择“采用一切可以采用的办法”。中国是一个很讲道德的社会，强奸历来被认为是严重悖德的行为，如果题目改用其他犯罪（如盗窃），选择放弃审讯的人数可能会有所增加。有75.41%的被调查者认为“全国有80%的刑警从不打人，但破案率很高”这一说法不可信或非常不可信，认为可信或非常可信的仅占9.84%。
二、刑讯逼供的特点
（一）有刑讯逼供倾向者的性别特征
问卷统计的x2 检定表明性别与刑讯逼供取向不相关（x2 0.05（1）=3.841＞ x2=0.408）这就是说，增加女性审讯员的数量并不能改变刑讯逼供的状况。
（二）有刑讯逼供倾向者的文化程度特征
问卷统计的Ｘ2检定表明调查对象的刑讯逼供取向与文化程度不相关（x2 0.05（2）=5.991＞x2=3.121）。因此，刑讯逼供者在文化程度上无特征。
（三）有刑讯逼供倾向者的职业背景特征
问卷统计的x2检定表明，调查对象的刑讯逼供取向与职业背景（毕业分配，社会报考，部队转业，其它部门调入）不相关（x2 0.05（3）=7.815＞x2=2.002）。与专业化程度（警校，高中）也不相关（x2 0.05（1）=3.841＞x2=3.773）。
分析与讨论
问卷调查显示对刑讯逼供归因按重要度有如下排序：1、部分干警知识能力有限（占25.41%），2、警力少，案件多，但又须及时结案（占19.13%），3、由于经济等条件的限制缺乏可采的有效技术方法 （占17.76%）4、刑事司法制度自身的局限（占13.93%），5、警察工作超负荷，心理压力大，精神紧张（占9.56%），6、部分嫌疑人敬酒不吃吃罚酒（占7.65%），7、其它（占6.56%）如历史原因，领导怂恿等。笔者认为刑讯逼供的原因相当复杂，但至少可以从以下方面进行分析。
一、社会原因
问卷统计显示被调查者认为容易挨打者：外地人占68.09%，身份不明者占25.53%,当地人仅占6.38%。地域相距越大，地缘越弱，与审讯者的关系越弱，用于与审讯者对抗的资源也更难获取，对审讯者来说打外地人比打当地人更为安全，有利；盗窃嫌疑人比例高达35.29%占第一位。这与实践中70%以上的案件是盗窃犯罪有关，也与盗窃犯罪人绝大多数为劣势群体有关。嫌疑人因为在审讯中对审讯者蛮横无礼而易于挨打者占38.64%，与不讲实话的共居第一位。审讯的目的是为了获取口供，而嫌疑人与对审讯者蛮横无礼与审讯目的并不直接背反，这就是说，38.64%的人并不完全是因为口供的原故而被刑讯。他们挨打的原因很可能是“态度不好”。易被刑讯逼供者中农民和无业者占95.35%，（见表4-12）远高于一般类
易被刑讯逼供者与一般类型犯罪被害人的职业比较 表4-12 （%）
农民 工人 工职人员 学生 无业 商人 合计
易被刑讯逼者①一般犯罪类型②被害人 53.9430.30 0 27.9 0 11.6 0 8.1 41.85.50 4.657.40 100 90.8*
资料来源：①问卷统计 ②郭建安：《犯罪被害人学》；*原资料不详 。
型犯罪被害人中农民和无业者的比例（35.80%）。我国社会的经济，权力 ，赞誉三类工具性资源之间的相关程度较高，且社会流动性较小，这就决定了较高的社会不平等程度。 深层敌意 则根植于现行的社会结构，根植于连结人的多元的不平等关系之中，这种敌意的极端表达形式即是犯罪劣势群体往往以传统犯罪的方式表达了他们对现行规范，秩序和优势群体的敌意。他们在审讯中对代表和维护现行制度的优势群体有着最深的敌意，加之对审讯目的的否定，使他们对审讯者有一种天然的反感 。审讯者则是得益于现行制度的优势群体，他们对传统犯罪嫌疑人也有着同样的感情，这就使双方从开始就处于敌对状态。刑讯逼供正是这种敌对状态的一种反应。相对优势群体（如警察）利用权力这--工具性资源，对权力、金钱、道德、知识都匮乏的绝对劣势群体（如农民）施加了强力。绝劣势群体因为缺少进入社会阶梯的资源而犯罪，也正因为如此，他们一方面，没有可能在很讲人情但阶层观念很盛的中国社会去结交警察，另一方面，也不足使审讯者由于畏惧将来的威胁而退缩。多元不平等导致劣势群体选择犯罪，而一旦被贴上“罪犯”的标鉴，他们连道德这唯一的资源也丧失了。刑讯逼供即是给嫌疑人贴上罪犯标鉴之后，对一无所有者的暴虐。
二、 经济原因
（一）刑讯逼供犯罪收益高
趋乐避苦是人的本性，社会生活中几乎所有事件都可以用“利益”来解释。刑讯逼供更是审讯者利益权衡的结果。问卷统计表明：刑事案件平均破案率为52.21%，若不采用刑讯逼供手段破案率则下降到37.13%，下降15.08%（占总破案率的28.88%）。可见刑讯逼供的确是“破案的有效手段”，这也正是其存在的客观依据。破案率是衡量一个警察部门、一个警察工作的重要标准。对刑警而言，某种情况下，这成了唯一的标准。在没有更为便捷有效的侦讯方法的前提下，警察会冒险采用非法但有效的方法--刑讯逼供。这虽然冒险，但并不危险，因为（１）针对的是劣势群体，他们缺乏与之对抗的有效的工具性资源。（２）缺乏有威胁的审讯监督。在实践中，律师“提前”介入阻力重重，问卷调查也显示有54.10%的被调查者认为“律师提前介入不适合中国国情”。（３）我国刑事诉讼体系的“安全”目的和线性结构决定了公、检、法在整体目标和利益上是一致的。要想让检察官，法官去追诉警察这在世界各国都是难以做到的。
（４）“刑讯逼供是为惩罚犯罪，为了国家和公益”这不仅得到一些政府官员的默认，也被部分群众所认同。这是刑讯逼供者在“道义上的胜利”。这使得刑讯逼供犯罪难以发现和追诉，刑讯逼供犯罪人难以得到应有惩罚。可见，刑讯逼供是一种高收入低风险的犯罪 ，在利益驱动下，许多人采用了它。
（二）经济条件的限制增加了刑讯逼供的选择可能性
在某种意义上，侦察破案就是收集证据，嫌疑人供述是证据的一种，也是获取其它证据的重要线索，因此，在侦察阶段口供往往比其它证据更为重要。正如一位调查对象所说：“如果不要口供能破案，还有谁愿意打人。”经济实力薄弱使一些警察部门无力拥有如唇纹、声纹、ＤＮＡ物证检验技术、设备和人才。这就使一些可以采用的，甚至相当有力的证据难以采用。在团伙犯罪中，来自不同案犯的各种证据构成强有力的证据群。一旦有的案犯潜逃，案件侦察难度会大为增加。公安机关因为办案经费少，案件多，警力不足往往无力去异地抓捕。一个基本事实：警察工作量大，工作时间长（刑警平均每天工作１０小时以上），心理压力大。他们没有可能在每个嫌疑人身上耗费很多的时间，并且缺乏更为有效的审讯技术。一方面是因为我国审讯技术研究应用滞后，另一方面警察在岗业务培训机会很少。这与警力不足直接相关，警力不足的原因之一是经济投入少。
三、法律原因
我国刑事诉讼的基本目的是“安全”，“它是为我国社会认同，在立法中预先设定，在司法实践中应当满足的特定利益”，“是由一定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所决定的”。 这一目的实现的必然途径是扩张国家权力限制个体权利。涉讼公民在刑事诉讼中始终处于被怀疑、被否定、被限制的弱势地位， 而司法机关则有很大的自由和权利。刑讯逼供正是实现安全目的的极端表现，实质上是侦讯人员对嫌疑人做“有罪推定”并施加了刑罚，但处罚的主体是非法的--僭越了法官的权利，处罚的方式也是非法的--肉刑。现代国家安全目的所决定的诉讼结构一般是以线性结构为主的职权主义诉讼模式，这在我国尤为典型。这种结构的内在要求之一就是“司法一体化”“侦、诉、审三机关虽然职能不同，但目标一致彼此合作甚至合为一体”。 具体表现为“警检关系密切化”，“诉、审关系接近化"。 在这个意义上追诉刑讯逼供犯罪实际上是自我追诉。我国刑法虽然对刑讯逼供犯罪做了相当严厉的规定，但司法并未严格依法，这不仅使刑讯逼供者侥幸心理强化，也使有意控告刑讯逼供犯罪的受害人望而却步。
证据调查立法的历史沿革如图所示：神示裁断法→审讯问案法→勘验鉴定→察访询问法→人身识别法。 随着科学的发展，人类认识水平的提高，客观性证据的证明力己经远远超过主观性证据。嫌疑人陈述的一个方面就是自证其罪，而作为最重要的利害关系人提供的“证据”是大可怀疑的。在我国，不仅警察，甚至法官对有罪的供述都有天然的信赖感，由“对所犯罪行供认不讳”的使用频率可见一斑。这就人为的赋予了口供不应有的证明力，使其重要性达到不恰当的程度。
四、历史原因
历史不只存在于过去它还存在于现在和将来。
儒家文化是古代中国的主流文化。儒家推崇“以礼治国”，而礼最本质的精神在于“别异”。所谓“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是也！”“上下有义，贵贱有分，贫富有度，凡此八者礼之径也”。“礼”实质上就是各种不同身份等级的人名行其所当行之事，不愈其矩。 中国古代的法律是道德化的，法律是推行“礼”的一种手段。这使中国社会的等级化被制度化，形成了费孝通先生讲的 “差序格局”。 其中最主要
的有三个等级模型（见图4-11-13）

任何一个社会成员都处于一个或多个等级模型之中，一个模型中的优势地位在另一个模型中可能就变为劣势。所以，每个人的地位都是不平等的。平等是民主、自由、尊严的基础。这就是中国社会缺乏民主、自由精神和尊严观念的根本原因。刑讯逼供正是优势群体对劣势群体权利、尊严的公然侵犯。
古代中国是官本位的社会，权力是社会场的中心，权力是靠强力获得和维系的。权力的运作实际上是一场施虐与受虐的“虐恋”游戏。 （见图4-14）
澳门


《刑法典》第101至200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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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与犯罪有关之物或权利之丧失
第一百零一条
（物件之丧失）
一、用于或预备用于作出一符合罪状之不法事实之对象，或该不法事实所产生之对象，如基于其性质或案件之情节，系对人身安全、公共道德或公共秩序构成危险，或极可能有用于再作出符合罪状之不法事实之危险者，须宣告丧失而归本地区所有。
二、即使无任何人可因该事实而受处罚，上款之规定，亦适用之。
三、对于依据以上两款之规定宣告丧失之对象，如法律未订明特别用途，法官得命令将之全部或部分毁灭，或使之不能融通。
第一百零二条
（属第三人之物件）
一、在作出事实之日，或在作出对象丧失之命令时，如对象不属任何作出该事实之行为人或该事实之受益人，则不丧失该对象，但不影响以下两款之规定。
二、即使对象属第三人，如对象之权利人曾以可谴责之方式共同参与使用或产生该等对象，或曾自事实中获取利益，又或对象系在事实作出后以任何方式被取得，而取得者知悉其来源者，须作出丧失对象之命令。
三、如对象为载于属善意第三人之纸张、其它器具或视听表达工具内之登录、图样或纪录，则不丧失该对象，而在消除成为符合罪状之不法事实一部分之登录、图样或纪录后，将该等纸张、器具或工具返还；如此为不可能者，法院须命令将之毁灭，并依据民法之规定作出损害赔偿。
第一百零三条
（物、权利或利益之丧失）
一、给予或承诺给予作出一符合罪状之不法事实之行为人之酬劳，不论系行为人或他人收受，悉归本地区所有。
二、行为人透过符合罪状之不法事实直接取得之物、权利或利益，不论系为其本人或为他人取得，亦归本地区所有，但不影响被害人或善意第三人之权利。
三、以上两款之规定，适用于以透过符合罪状之不法事实直接得到之物或权利作交易或交换而获得之物或权利。
四、以上各款所指之酬劳、物、权利或利益不能作实物收归者，须向本地区支付有关价额以代替丧失。
第一百零四条
（迟延支付或分期支付及减轻）
一、因适用上条之规定而导致实际须支付一金额时，第四十五条第三款及第四款之规定，相应适用之。
二、经考虑有关人士之社会经济状况，如显示上条第四款之适用为不合理或过重者，法院得衡平降低该规定所指之价额。
第四编
告诉及自诉
第一百零五条
（告诉权人）
一、如属非经告诉不得进行刑事程序之情况，则被害人有提出告诉之正当性，但另有规定者除外。具有法律借着订定罪状特别拟保护之利益之人，视为被害人。
二、如被害人死亡，而在死亡前未提出告诉，亦未放弃告诉权，则告诉权属以下所指之人，但其中曾共同参与犯罪者除外：
ａ）未经法院裁判分居及分产之生存配偶、直系血亲卑亲属、被收养人及与被害人在类似配偶状况下共同生活之人；如无该等人，则属
ｂ）直系血亲尊亲属及收养人；如无该等人，则属
ｃ）兄弟姊妹及其直系血亲卑亲属。
三、如被害人未满十六岁，或不具理解行使告诉权所及之范围及意义之辨别能力，则告诉权属其法定代理人；如无法定代理人，则属上款各项按顺序所指之人，但其中曾共同参与犯罪者除外。
四、第二款及第三款所指之任一类别中之任何人得提出告诉，不论在该类别中其余之人有否提出告诉。
五、如因在案件中告诉权仅为犯罪行为人所享有而不能被行使，则检察院尤其得基于公共利益之理由，开始进行程序。
第一百零六条
（告诉效力之延伸）
对任一共同犯罪人提出告诉，将使刑事程序延伸至其余之共同犯罪人。
第一百零七条
（告诉权之消灭）
一、自告诉权人知悉事实及知悉作出事实之正犯之日起计，或自被害人死亡时起计，或自被害人成为无能力之人之日起计，经过六个月期间，告诉权消灭。
二、对任一共同犯罪人不适时行使告诉权时，其余同属非经告诉不得被追诉之共同犯罪人亦因此而得益。
三、如有数名告诉权人，则行使告诉权之期间各自独立计算。
第一百零八条
（告诉权之放弃及告诉之撤回）
一、如告诉权人明示放弃告诉权，或作出可确实推断放弃告诉权之事实，则不得行使告诉权。
二、如嫌犯不反对告诉之撤回，告诉人得在第一审之判决公布前将之撤回，而撤回后不得再行告诉。
三、对任一共同犯罪人撤回告诉时，其余同属非经告诉不得被追诉之共同犯罪人亦因此而得益，但此等共同犯罪人反对告诉之撤回者，不在此限。
第一百零九条
（自诉）
本编之规定，相应适用于非经自诉不得进行刑事程序之情况。
第五编
刑事责任之消灭
第一章
追诉时效
第一百一十条
（时效期间）
一、自实施犯罪之时起计经过下列期间，追诉权随即因时效而消灭：
ａ）可处以最高限度超逾十五年徒刑之犯罪，二十年；
ｂ）可处以最高限度超逾十年但不超逾十五年徒刑之犯罪，十五年；
ｃ）可处以最高限度为五年或超逾五年但不超逾十年徒刑之犯罪，十年；
ｄ）可处以最高限度为一年或超逾一年但少于五年徒刑之犯罪，五年；
ｅ）属其它情况者，两年。
二、为着上款之规定之效力，在确定对每一犯罪可科处之刑罚之最高限度时，须考虑属罪状之要素，但不考虑加重情节或减轻情节。
三、对于法律规定可选科徒刑或罚金之任何犯罪，为着本条之规定之效力，仅考虑前者。
第一百一十一条
（期间之开始）
一、追诉时效之期间，自事实既遂之日起开始进行。
二、如属以下所指之犯罪，时效期间仅自下列所定之日起开始进行：
ａ）继续犯，自既遂状态终了之日起；
ｂ）连续犯及习惯犯，自作出最后行为之日起；
ｃ）犯罪未遂，自作出最后实行行为之日起。
三、为着本条之规定之效力，如属从犯，必须以正犯所作之事实为准。
四、如不属罪状之结果之发生为重要者，时效期间仅自该结果发生之日起开始进行。
第一百一十二条
（时效之中止）
一、除法律特别规定之情况外，追诉时效亦在下列期间内中止：
ａ）因无法定许可或无非刑事法院所作之判决，或因必须将一审理前之先决问题发回予非刑事法庭，又或因诉讼程序之暂时中止，而依法不能开始或继续刑事程序期间；
ｂ）自作出控诉通知时起刑事程序处于待决状态期间，但属缺席审判之诉讼程序除外；或
ｃ）行为人在澳门以外服剥夺自由之刑罚或保安处分期间。
二、如属上款ｂ项所规定之情况，中止之时间不得超逾三年。
三、时效自中止之原因终了之日起再度进行。
第一百一十三条
（时效之中断）
一、在下列情况下，追诉时效中断：
ａ）作出行为人以嫌犯身分被讯问之通知；
ｂ）实施强制措施；
ｃ）作出起诉批示或具相同效力之批示之通知；或
ｄ）定出在缺席审判之诉讼程序中进行审判之日。
二、每次中断后，时效期间重新开始进行。
三、在不计算中止之时间下，自追诉时效开始进行起，经过正常之时效期间另加该期间之二分之一时，时效必须完成；但基于有特别规定，时效期间少于两年者，时效之最高限度为该期间之两倍。
第二章
刑罚及保安处分之时效
第一百一十四条
（刑罚之时效期间）
一、刑罚之时效经过下列期间完成：
ａ）超逾十五年之徒刑，二十五年；
ｂ）十年或超逾十年之徒刑，二十年；
ｃ）五年或超逾五年之徒刑，十五年；
ｄ）二年或超逾二年之徒刑，十年；
ｅ）属其它情况者，四年。
二、时效期间自科处刑罚之裁判确定之日起开始进行。
第一百一十五条
（主刑时效之效力）
主刑时效之完成，引致未执行之附加刑之时效及仍未发生之刑罚效力之时效亦完成。
第一百一十六条
（保安处分之时效期间）
保安处分之时效经过十五年或十年期间完成，按属剥夺自由或非剥夺自由之保安处分而定。
第一百一十七条
（时效之中止）
一、除法律特别规定之情况外，刑罚及保安处分之时效亦在下列期间内中止：
ａ）依法不能开始或继续执行刑罚及保安处分期间；
ｂ）被判刑或保安处分之人正服另一剥夺自由之刑罚或保安处分期间；或
ｃ）延长罚金之缴纳期期间。
二、时效自中止之原因终了之日起再度进行。
第一百一十八条
（时效之中断）
一、在下列情况下，刑罚及保安处分之时效中断：
ａ）执行刑罚及保安处分；或
ｂ）被判刑或保安处分之人身处某地，而不能从该地将之移交，或身处不能被捉拿之地，致使不可能执行刑罚及保安处分，而有权限当局作出目的系使该刑罚及保安处分能被执行之行为。
二、每次中断后，时效期间重新开始进行。
三、在不计算中止之时间下，自刑罚及保安处分之时效开始进行起，经过正常之时效期间另加该期间之二分之一时，时效必须完成。
第三章
其它消灭原因
第一百一十九条
（死亡、大赦、赦免及特赦）
刑事责任因死亡、大赦、普遍性赦免及特赦而消灭。
第一百二十条
（效力）
一、行为人之死亡不仅使刑事程序消灭，亦使刑罚或保安处分消灭。
二、大赦使刑事程序消灭；如属已判决之情况，大赦使刑罚及其效力终止执行，亦使保安处分终止执行。
三、普遍性赦免使全部或部分刑罚消灭。
四、特赦使全部或部分刑罚消灭，或使刑罚由法律规定之另一对行为人较有利之刑罚代替。
第六编
犯罪所引致之损失及损害之赔偿
第一百二十一条
（犯罪所生之民事责任）
犯罪所生之损失及损害之赔偿，由民法规范之。
第一百二十二条
（对受害人之赔偿）
一、如受害人不能从应负责任之人处得到赔偿，则应受害人之声请，法院得以所造成之损害为限度，将依据第一百零一条至第一百零三条之规定而被宣告丧失之对象、出售对象之所得，又或支付或转移予本地区之与犯罪所得利益相当之价金或价值，给予受害人。
二、如犯罪所造成之损害严重至受害人因此而失却维持生活之方法，且预计应负责任之人将不对损害作出弥补，则应受害人之声请，法院得以该损害为限度，将全部或部分罚金给予受害人。
三、以受害人获赔偿之金额为限度，本地区就受害人之赔偿请求权行使代位。
第七编
轻微违反
第一百二十三条
（一般规定）
一、单纯违反或不遵守法律或规章之预防性规定之不法行为，为轻微违反。
二、就轻微违反，过失必须受处罚。
三、不得对轻微违反规定超逾六个月之徒刑。
第一百二十四条
（适用制度）
一、对犯罪所作之规定，适用于轻微违反，但另有规定者除外。
二、称为轻微违反之不法事实，如可处以最高限度超逾六个月之徒刑，则视为犯罪。
第一百二十五条
（罚金之不可转换性）
一、就轻微违反，罚金不可转换为监禁，但另有规定者除外。
二、如属表明可将罚金转换为监禁之情况，而不自愿缴纳或在强制下仍不缴纳罚金，且未依据第四十六条之规定以劳动代替罚金者，须依据第四十七条之规定服监禁。
三、如属上款所规定之情况，而罚金系以金额形式订定者，法院须定出应服监禁之期间，该监禁期间最低为六日，最高为一年。
第一百二十六条
（违法行为之竞合）
如一事实同时构成犯罪及轻微违反，则以犯罪处罚行为人，但不影响施以对轻微违反所规定之附加制裁。
第一百二十七条
（累犯及刑罚之延长）
本法典关于累犯及延长刑罚之规定，不适用于轻微违反。
第二卷
分则
第一编
侵犯人身罪
第一章
侵犯生命罪
第一百二十八条
（杀人）
杀人者，处十年至二十年徒刑。
第一百二十九条
（加重杀人罪）
一、如死亡系在显示出行为人之特别可谴责性或恶性之情节下产生，行为人处十五年至二十五年徒刑。
二、在显示出上款所指之特别可谴责性或恶性之情节中，包括下列情节：
ａ）行为人系被害人之直系血亲卑亲属、直系血亲尊亲属、被害人收养之人或收养被害人之人；
ｂ）行为人折磨被害人，或对之为残忍行为，以增加其痛苦；
ｃ） 行为人受贪婪、以杀人为乐、或受任何卑鄙或微不足道之动机所驱使；
ｄ）行为人受种族、宗教或政治之仇恨所驱使；
ｅ）行为人之目的，系为预备、便利、实行或隐匿另一犯罪，又或便利犯罪行为人逃走或确保其不受处罚；
ｆ）行为人使用毒物，又或使用任何阴险之方法或显现出实施公共危险罪之方法；
ｇ）行为人在冷静之精神状态下，或经深思所采用之方法后而为行为，又或杀人意图持续超逾二十四小时；或
ｈ）行为人在公务员、教学人员、公共考核员、证人或律师执行职务时对之作出事实，或因其职务而对之作出事实。
第一百三十条
（减轻杀人罪）
如杀人者系受可理解之激动情绪、怜悯、绝望、或重要之社会价值观或道德价值观之动机所支配，而此系明显减轻其罪过者，处二年至八年徒刑。
第一百三十一条
（杀婴）
母于生产时或甫生产后，受生产对其造成之精神紊乱所影响而杀其婴者，处一年至五年徒刑。
第一百三十二条
（应被害人请求而杀人）
受被杀之人认真、坚决及明示之请求所驱使而杀之者，处最高五年徒刑。
第一百三十三条
（怂恿、帮助或宣传自杀）
一、怂恿他人自杀，或为此目的向其提供帮助者，如他人试行自杀或自杀既遂，则处最高五年徒刑。
二、如被怂恿者或获提供帮助者未满十六岁，或因任何原因其衡量价值之能力或作出决定之能力明显低弱，行为人处二年至八年徒刑。
三、某些产品、对象或方法系被宣扬能作为产生死亡之手段，如以任何方式为该等产品、对象或方法作宣传或广告，而此系足以引致他人自杀者，则行为人处最高二年徒刑，或科最高二百四十日罚金。
第一百三十四条
（过失杀人）
一、过失杀人者，处最高三年徒刑。
二、如属重过失，行为人处最高五年徒刑。
第一百三十五条
（弃置或遗弃）
一、作出下列行为，使他人有生命危险者，处一年至五年徒刑：
ａ）将他人弃置于某处，使之陷于独力不能自救之状况；或
ｂ）遗弃因年龄、身体缺陷或疾病致不能自救之人，而行为人系对其负有保护、看管或扶助义务者。
二、如该事实系由被害人之直系血亲尊亲属、直系血亲卑亲属、收养被害人之人或被害人收养之人作出，行为人处二年至五年徒刑。
三、如因该事实引致身体完整性受严重伤害，行为人处二年至八年徒刑。
四、如因该事实致人死亡，行为人处五年至十五年徒刑。
第二章
侵犯子宫内生命罪
第一百三十六条
（堕胎）
一、未经孕妇同意，以任何方法使之堕胎者，处二年至八年徒刑。
二、如因堕胎或因所采用之方法引致孕妇死亡，或身体完整性受严重伤害，则对使孕妇堕胎者可科处之刑罚之最低及最高限度，均提高三分之一。
三、怀孕之自愿中断，由专有法例规范之。
第三章
侵犯身体完整性罪
第一百三十七条
（普通伤害身体完整性）
一、伤害他人身体或健康者，处最高三年徒刑或科罚金。
二、非经告诉不得进行刑事程序。
三、如属下列情况，法院得免除其刑罚：
ａ）互相侵害，且未能证明打斗之人中何人先行攻击；或
ｂ）行为人对攻击者仅予反击。
第一百三十八条
（严重伤害身体完整性）
伤害他人身体或健康，而出现下列情况者，处二年至十年徒刑：
ａ）使其失去重要器官或肢体，又或使其形貌严重且长期受损；
ｂ）使其工作能力、智力或生殖能力丧失或严重受影响，又或使其运用身体、感官或语言之可能性丧失或严重受影响；
ｃ）使其患特别痛苦之疾病或长期患病，又或患严重或不可康复之精神失常；或
ｄ）使其有生命危险。
第一百三十九条
（因结果之加重）
一、伤害他人身体或健康，因而引致其死亡者，处下列刑罚：
ａ）属第一百三十七条之情况，处二年至八年徒刑；
ｂ）属上条之情况，处五年至十五年徒刑。
二、作出第一百三十七条所规定之伤害，因而引致产生上条所规定之伤害者，处六个月至五年徒刑。
第一百四十条
（加重伤害身体完整性罪）
一、如第一百三十七条、第一百三十八条或第一百三十九条所规定之伤害，系在显示出行为人之特别可谴责性或恶性之情节下产生，则将可科处于有关犯罪之刑罚加重最低及最高限度三分之一，处罚行为人。
二、在显示出行为人之特别可谴责性或恶性之情节中，包括第一百二十九条第二款所规定之情节。
第一百四十一条
（减轻伤害身体完整性罪）
如出现第一百三十条所规定之情节，则特别减轻对伤害身体完整性罪可科处之刑罚。
第一百四十二条
（过失伤害身体完整性）
一、过失伤害他人身体或健康者，处最高二年徒刑，或科最高二百四十日罚金。
二、如在上款所指情况中出现下列情形，法院得免除刑罚：
ａ）行为人系在从事职业活动中之医生，且医疗行为不引致患病或无能力从事本身工作超逾八日；或
ｂ）该伤害不引致患病或无能力从事本身工作超逾三日。
三、如因该事实引致身体完整性受严重伤害，行为人处最高三年徒刑或科罚金。
四、非经告诉不得进行刑事程序。
第一百四十三条
（同意）
一、为着同意之效力，身体完整性视为可自由处分。
二、为决定对身体或健康之伤害是否违背善良风俗，尤应考虑行为人或被害人之动机与目的、所采用之方法及该伤害可预见之范围。
第一百四十四条
（内外科手术或治疗）
医生或依法获许可之其它人，意图预防、诊断、消除或减轻疾病、痛苦、损伤、身体疲劳，或精神紊乱，而按职业规则进行手术或治疗，且依照当时之医学知识及经验，显示其为适当者，则该等手术或治疗不视为伤害身体完整性。
第一百四十五条
（参与殴斗）
一、介入或参加二人或二人以上之殴斗者，而该殴斗致人死亡或身体完整性受严重伤害，处最高三年徒刑或科罚金。
二、受不可谴责之动机所驱使，尤其为着抵抗袭击、防卫他人或分隔打斗之人，而参与殴斗者，不予处罚。
第一百四十六条
（虐待未成年人、无能力之人或配偶又或使之过度劳累）
一、对于受自己照顾、保护、或自己有责任指导或教育、或因劳动关系从属于自己之未成年人、无能力之人或因年龄、疾病、身体或精神缺陷而能力低弱之人：
ａ）施以身体或精神虐待，或予以残忍对待者；
ｂ）利用其进行危险、不人道或被禁止之活动者；
ｃ）给予过量工作，使之过度劳累者；或
ｄ）不向其提供因本身职务上之义务而须作出之照顾或扶助者；
如该事实不受第一百三十八条处罚，则处一年至五年徒刑。
二、对配偶或在类似状况下共同生活之人施以身体或精神虐待者，处相同刑罚；非经告诉不得进行刑事程序。
三、如因上两款所规定之事实引致身体完整性受严重伤害，行为人处二年至八年徒刑。
四、如因第一款及第二款所规定之事实致人死亡，行为人处五年至十五年徒刑。
第四章
侵犯人身自由罪
第一百四十七条
（恐吓）
一、以实施侵犯生命罪、侵犯身体完整性罪、侵犯人身自由罪、侵犯性自由或性自决罪、或侵犯具相当价值财产罪等威胁他人，足以使之产生恐惧或不安，又或足以损害其决定自由者，处最高二年徒刑，或科最高二百四十日罚金。
二、如以实施可处以最高限度超逾三年徒刑之犯罪相威胁，行为人处最高三年徒刑或科罚金。
三、非经告诉不得进行刑事程序。
第一百四十八条
（胁迫）
一、以暴力、或以重大恶害相威胁等手段，强迫他人作为或不作为，或强迫他人容忍某种活动者，处最高三年徒刑或科罚金。
二、犯罪未遂，处罚之。
三、如属下列情况，该事实不予处罚：
ａ）使用该等手段所拟达到之目的为不可受谴责者；或
ｂ）目的系防止自杀，或防止作出符合罪状之不法事实。
四、如该事实在配偶之间、直系血亲尊亲属与直系血亲卑亲属之间、收养人与被收养人之间、或在类似配偶状况下共同生活之人之间发生，则非经告诉不得进行刑事程序。
第一百四十九条
（严重胁迫）
一、如该胁迫系在下列情况下作出，行为人处一年至五年徒刑：
ａ）以实施可处以最高限度超逾三年徒刑之犯罪相威胁；或
ｂ）公务员严重滥用当局权力。
二、如因该胁迫引致被害人或恶害所针对之人自杀或试行自杀，则处相同刑罚。
第一百五十条
（擅作之内外科手术或治疗）
一、第一百四十四条所指之人，为着该条所指之目的，在未经病人作出产生效力之同意下进行手术或治疗者，处最高三年徒刑或科罚金。
二、ａ）如只能在较后时间方获得同意，但押后手术或治疗将导致生命有危险，或导致身体或健康有严重危险；或
ｂ）如已同意进行某一手术或治疗，但当时之医学知识及经验，显示有需要进行另一手术或治疗，因而进行该手术或治疗，作为防止生命、身体或健康有危险之方法；
且不出现能让人有把握断定此同意将被拒绝之情节，则该事实不予处罚。
三、如行为人因重过失错误认为符合同意之前提，则处最高六个月徒刑，或科最高六十日罚金。
四、非经告诉不得进行刑事程序。
第一百五十一条
（澄清之义务）
为着上条之规定之效力，病人对于诊断方面，及对于手术或治疗之性质、所及范围、大小与可能产生之后果方面，经获适当澄清后，该同意方生效力；但作出澄清将导致传达关于某些情况之讯息，而病人知悉该等情况后会有生命危险，或可能造成身体或精神之健康受严重伤害者，不在此限。
第一百五十二条
（剥夺他人行动自由）
一、拘留或拘禁他人，或使之维持在被拘留或被拘禁状态，又或以任何方式剥夺其自由者，处一年至五年徒刑。
二、如剥夺他人自由属下列情况，行为人处三年至十二年徒刑：
ａ）持续超逾两日；
ｂ）在剥夺自由之前或与此同时，有严重伤害身体完整性，折磨，或其它残忍、有辱人格或不人道之待遇；
ｃ）佯称被害人精神失常，以此为借口而作出；
ｄ）行为人在假装具有公共当局身分，或在明显滥用其公共职务所固有之权力下作出；或
ｅ）引致被害人自杀，或其身体完整性受严重伤害。
三、如因剥夺自由引致被害人死亡，行为人处五年至十五年徒刑。
四、如被剥夺行动自由之人，为第一百二十九条第二款ｈ项所指之任一人，且系在执行其职务时或因其职务而被剥夺行动自由，则以上各款所规定之刑罚，其最低及最高限度均加重三分之一。
第一百五十三条
（使人为奴隶）
作出下列行为者，处十年至二十年徒刑：
ａ）使他人为奴隶或陷于奴隶状况；或
ｂ）意图使人维持上项所规定之情况，而将人转让、让与别人或取得之，又或将之支配。
第一百五十三-A条*
（贩卖人口）
一、为对他人进行性剥削，劳动或服务剥削，尤其是强迫或强制劳动或服务、使人成为奴隶或类似奴隶，又或切除人体器官或组织的目的，藉以下手段提供、送交、引诱、招募、接收、运送、转移、窝藏或收容该人者，处三年至十二年徒刑：
a）以暴力、绑架或严重威胁手段；
b）使用奸计或欺诈计策；
c）滥用因等级从属关系、经济依赖关系、劳动关系或家庭关系而产生的权力；
d）利用受害人精神上的无能力或任何脆弱境况；或
e）获控制受害人的人的同意。
二、为对未成年人进行性剥削，劳动或服务剥削，尤其是强迫或强制劳动或服务、使人成为奴隶或类似奴隶，又或切除人体器官或组织的目的，藉任何手段提供、送交、引诱、招募、接收、运送、转移、窝藏或收容该未成年人者，处五年至十五年徒刑。
三、属上款所指情况，如受害人未满十四岁，又或有关行为是行为人作为生活方式或意图营利而作出，则上款所定刑罚的最低及最高限度均加重三分之一。
四、藉收取或给付款项或其它回报，而将未成年人转让、让与他人，或取得未成年人，又或取得或给予有关收养未成年人的同意者，处一年至五年徒刑。
五、知悉他人实施第一款及第二款所指犯罪，而仍从受害人的工作中剥削，又或使用受害人的器官者，如按其它法律的规定不科处更重刑罚，则处一年至五年徒刑。
六、留置、隐藏、损坏或毁灭第一款及第二款所指犯罪的受害人的身份证明文件或旅游证件者，如按其它法律的规定不科处更重刑罚，则处一年至五年徒刑。
* 附加 - 请查阅：第6/2008号法律
第一百五十四条
（绑架）
一、存有下列意图，而以暴力、威胁或诡计绑架他人者，处三年至十年徒刑：
ａ）勒索被害人；
ｂ）犯侵犯被害人性自由或性自决罪；
ｃ）获得赎金或酬劳；或
ｄ）强迫公共当局或第三人作为或不作为，或强迫其容忍某种活动。
二、如出现第一百五十二条第二款所规定之任一情况，行为人处五年至十五年徒刑。
三、如因绑架引致被害人死亡，行为人处十年至二十年徒刑。
四、如被绑架者未满十六岁，或无能力自我防卫或反抗，则以上各款所规定之刑罚，其最低及最高限度均加重三分之一。
五、第一百五十二条第四款之规定，相应适用之。
第一百五十五条
（挟持人质）
一、具有政治、意识形态、世界观或信仰等之目的，而剥夺他人行动自由或绑架他人，并威胁将之杀害、使其身体完整性受严重伤害、或使之维持在被拘留状态，以强迫某一地区或国家、国际组织、法人、某一群人或某一自然人作为或不作为，或强迫其容忍某种活动者，处三年至十二年徒刑。
二、上条第二款至第五款之规定，相应适用之。
三、存有第一款所指之意图，并为着该款所指强迫之目的，而利用由他人所作出之挟持人质之事实者，处上两款所规定之刑罚。
第一百五十六条
（特别减轻）
在第一百五十四条或第一百五十五条所规定之情况下，如行为人因己意放弃其要求及释放被害人，或为使被害人获释而认真作出努力，得特别减轻刑罚。
第五章
侵犯性自由及性自决罪
第一节
侵犯性自由罪
第一百五十七条
（强奸）
一、作出下列行为者，处三年至十二年徒刑：
ａ）以暴力或严重威胁之手段与妇女性交，又或为进行性交而使妇女丧失意识后，或将之置于不能抗拒之状态后，与之性交；或
ｂ）以相同手段强迫妇女与第三人性交。
二、以上款所指之方式与他人肛交或强迫他人与第三人肛交者，处相同刑罚。
第一百五十八条
（性胁迫）
以暴力或严重威胁，强迫他人忍受重要性欲行为，或强迫他人与自己或另一人为重要性欲行为，又或为此目的而使他人丧失意识后，或将之置于不能抗拒之状态后，强迫他人忍受重要性欲行为，或强迫他人与自己或另一人为重要性欲行为者，处二年至八年徒刑。
第一百五十九条
（对无能力抗拒之人之性侵犯）
一、乘他人丧失意识之状态，或乘他人因其它原因而无能力抗拒，与之为重要性欲行为者，处一年至八年徒刑。
二、如被害人曾忍受性交或肛交，行为人处二年至十年徒刑。
第一百六十条
（对被容留者之性侵犯）
一、利用自己在下列场所以任何资格执行之职务或担任之官职，与被容留于该场所，且以任何方式交托予自己或由自己照顾之人，为重要性欲行为者，处一年至八年徒刑：
ａ）执行剥夺自由之刑事处分场所；
ｂ）医院、庇护所、诊所或其它用作扶助或治疗之场所；或
ｃ）教育机构或感化场所。
二、上条第二款之规定，相应适用之。
第一百六十一条
（性欺诈）
一、出于欺诈，利用他人对自己个人身分之错误，与之为重要性欲行为者，处最高二年徒刑。
二、如被害人曾忍受性交或肛交，行为人处最高五年徒刑。
第一百六十二条
（未经同意之人工生育）
未经妇女同意，而对其为人工生育行为者，处一年至八年徒刑。
第一百六十三条
（淫媒）
乘他人被遗弃或陷于困厄之状况，促成、帮助或便利他人从事卖淫或为重要性欲行为，并以此为生活方式或意图营利者，处一年至五年徒刑。
第一百六十四条
（加重淫媒罪）
在上条所指之情况下，如行为人使用暴力、严重威胁、奸计或欺诈计策，又或利用被害人精神上之无能力，则处二年至八年徒刑。
第一百六十五条
（暴露行为）
在他人面前作出性方面之暴露行为骚扰他人者，处最高一年徒刑，或科最高一百二十日罚金。
第二节
侵犯性自决罪
第一百六十六条
（对儿童之性侵犯）
一、与未满十四岁之人为重要性欲行为，或对其为此行为，又或使之与自己或他人为重要性欲行为者，处一年至八年徒刑。
二、在未满十四岁之人面前为重要性欲行为，且系直接向该未满十四岁之人为之者，处相同刑罚。
三、如行为人与未满十四岁之人性交或肛交，则处三年至十年徒刑。
四、作出下列行为者，处最高三年徒刑：
ａ）在未满十四岁之人面前为性方面之暴露行为；或
ｂ）对未满十四岁之人说猥亵话，或向其展示色情文书、表演或对象，又或利用未满十四岁之人拍摄或录制色情照片、影片或录制品。
五、意图营利而作出上款所叙述之行为者，处一年至五年徒刑。
第一百六十七条
（对受教育者及依赖者之性侵犯）
一、对下列之人作出、或使之作出上条第一款、第二款或第三款所叙述之行为者，处一年至八年徒刑：
ａ）交托予行为人教育或扶助之十四岁至十六岁之未成年人；或
ｂ）交托予行为人教育或扶助之十六岁至十八岁之未成年人，且行为
人系滥用其执行之职务或担任之职位者。
二、对本条上款所指、且符合该款叙述之情况之未成年人，作出第一百六十六条第四款所叙述之行为者，处最高一年徒刑。
三、意图营利而作出或使人作出上款所叙述之行为者，处最高三年徒刑。
第一百六十八条
（奸淫未成年人）
一、利用十四岁至十六岁之未成年人之无经验而与之性交者，处最高四年徒刑。
二、在上款所指之情况下与十四岁至十六岁之未成年人肛交者，处相同刑罚。
第一百六十九条
（与未成年人之性欲行为）
利用十四岁至十六岁之未成年人之无经验而与之为重要性欲行为，或使之与他人为此行为者，处最高三年徒刑。
第一百七十条
（作未成年人之淫媒）
一、促成、帮助或便利未成年人从事卖淫或为重要性欲行为者，处一年至五年徒刑。
二、如行为人使用暴力、严重威胁、奸计或欺诈计策，或行为人以此为生活方式或意图营利而为之，或利用被害人精神上之无能力，又或被害人未满十四岁，则处二年至十年徒刑。
第三节
共同规定
第一百七十一条
（加重）
一、如属下列情况，则第一百五十七条至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至第一百七十条所规定之刑罚，其最低及最高限度均加重三分之一：
ａ）被害人系行为人之直系血亲尊亲属或直系血亲卑亲属、收养行为人之人或行为人收养之人、行为人二亲等内之血亲或姻亲，又或受行为人监护或保佐；或
ｂ）被害人在等级关系或劳动关系上从属行为人，或在经济关系上依赖行为人，而犯罪系利用此等关系而实施者。
二、如行为人患可藉性关系传染之疾病，则第一百五十七条至第一百六十一条、第一百六十六条至第一百六十九条所规定之刑罚，其最低及最高限度均加重三分之一。
三、如第一百五十七条至第一百六十二条、第一百六十六条至第一百六十九条所叙述之行为，引致被害人怀孕、身体完整性受严重伤害、患后天性免疫力缺乏症、自杀或死亡，则上述各条所规定之刑罚，其最低及最高限度均加重二分之一。
四、如被害人未满十四岁，则第一百五十七条、第一百五十八条及第一百六十二条所规定之刑罚，其最低及最高限度均加重三分之一。
五、在同一行为内，如同时出现超逾一个上数款所指之情节，为着确定可科处之刑罚，仅考虑具有较强加重效力之情节，而对余下情节则在确定刑罚份量时衡量之。
第一百七十二条
（告诉）
一、第一百五十八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第一百六十二条、第一百六十五条至第一百六十九条所指之罪，非经告诉不得进行刑事程序，但因该等犯罪引致被害人自杀或死亡者，不在此限。
二、在上款所指之情况下，如被害人未满十二岁，且基于公共利益之特别理由，检察院须展开有关诉讼程序。
第一百七十三条
（亲权之停止）
对因犯第一百五十七条至第一百七十条所指之罪而被判刑者，经考虑该事实之具体严重性，以及该事实与行为人所行使之职能之间之联系后，得停止其行使亲权、监护权或保佐权，为期二年至五年。
第六章
侵犯名誉罪
第一百七十四条
（诽谤）
一、向第三人将一事实归责于他人，而该事实系侵犯他人名誉或别人对他人之观感者，即使以怀疑方式作出该归责，或向第三人作出侵犯他人名誉或别人对他人观感之判断者，又或传述以上所归责之事实或所作之判断者，处最高六个月徒刑，或科最高二百四十日罚金。
二、如属下列情况，该行为不予处罚：
ａ）该归责系为实现正当利益而作出；及
ｂ）行为人证明该归责之事实为真实，或行为人有认真依据，其系出于善意认为该归责之事实为真实者。
三、如该归责之事实系关于私人生活或家庭生活之隐私者，上款之规定，不适用之。
四、如按该事件之情节，行为人系有义务了解所归责之事实之真实性，而其不履行该义务者，则阻却第二款ｂ项所指之善意。
第一百七十五条
（侮辱）
一、将侵犯他人名誉或别人对他人观感之事实归责于他人者，即使以怀疑方式作出该归责，又或向他人致以侵犯其名誉或别人对其观感之言词者，处最高三个月徒刑，或科最高一百二十日罚金。
二、如属归责事实之情况，则上条第二款、第三款及第四款之规定，相应适用之。
第一百七十六条
（等同）
以文书、动作、图像或其它表达方式作出诽谤及侮辱，等同于口头作出诽谤及侮辱。
第一百七十七条
（公开及诋毁）
一、在第一百七十四条、第一百七十五条及第一百七十六条所指之罪之情况下，如：
ａ）该侵犯系借着便利其散布之方法作出，或系在便利其散布之情节下作出；或
ｂ）属归责事实之情况，而查明行为人已知悉所归责之事实为虚假；则诽谤或侮辱之刑罚，其最低及最高限度均提高三分之一。
二、如犯罪系透过社会传播媒介作出，行为人处最高二年徒刑，或科不少于一百二十日罚金。
第一百七十八条
（加重）
如被害人为第一百二十九条第二款ｈ项所指之任一人，且系在执行其职务时或因其职务而受侵犯，则第一百七十四条、第一百七十五条及第一百七十七条所规定之刑罚，其最低及最高限度均提高二分之一。
第一百七十九条
（侵犯对已死之人之思念）
一、以任何方式严重侵犯对已死之人之思念者，处最高六个月徒刑，或科最高二百四十日罚金。
二、第一百七十四条第二款、第三款及第四款以及第一百七十七条之规定，相应适用之。
三、如死亡已逾五十年，该侵犯不予处罚。
第一百八十条
（刑罚之免除）
一、如行为人在法院对被控诉之侵犯作出澄清或解释，只要被害人，或在被害人作为告诉权人或自诉权人时代理被害人之人或补充其意思之人，对该澄清或解释感到满意并予接受，则法院免除行为人之刑罚。
二、如该侵犯系因被害人之不法或可斥责之行为而引起者，法院亦得免除刑罚。
三、如被害人对侵犯实时以一侵犯予以还击，法院得按情节免除行为人双方或其中一方之刑罚。
第一百八十一条
（侵犯行使公共当局权力之法人）
一、断言或传播足以侵犯行使公共当局权力之法人、机构、同业公会、机关或部门应具之信用、威信或应获之信任之不实事实之人，而无依据其系出于善意认为该归责之事实为真实者，处最高六个月徒刑，或科最高二百四十日罚金。
二、第一百七十七条及上条第一款与第二款之规定，相应适用之。
第一百八十二条
（告诉及控诉）
本章之罪，非经自诉不得进行刑事程序，但属第一百七十八条及第一百八十一条所规定之情况者，仅须告诉即已足够。
第一百八十三条
（让公众知悉有罪判决）
一、如在存有第一百七十七条所规定之情节下作出判刑，即使系免除刑罚，只要告诉权人或自诉权人在第一审之听证终结前，声请须让公众适当知悉该判决，则法院须命令为之，费用由行为人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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