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办公厅


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烟花爆竹流向管理信息化建设的通知

安监总厅管三〔2011〕257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2010年8月以来，各有关地区按照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公安部《关于加强烟花爆竹（礼花弹）流向信息化监管工作的通知》（安监总管三〔2010〕128号）部署，建设了烟花爆竹（礼花弹）流向管理信息系统，已应用于礼花弹流向监管工作，对强化礼花弹安全监管起到了重要作用。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安全监管总局等部门关于进一步加强烟花爆竹安全监督管理工作意见的通知》（国办发〔2010〕53号）和烟花爆竹安全监管部际联席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精神，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将会同有关部门建设全国统一的烟花爆竹流向管理信息系统（以下简称信息系统），对所有烟花爆竹产品及黑火药、引火线流向实行信息化监管。现就有关要求通知如下：

一、高度重视烟花爆竹流向管理信息化建设工作。烟花爆竹属易燃易爆危险物品，事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社会各界高度关注。总结礼花弹流向信息化管理工作经验，建设全国统一的信息系统，对烟花爆竹流向进行有效监管，是进一步强化烟花爆竹安全管理、维护市场经营秩序、打击非法违法行为的重要手段。各级安全监管部门要高度重视，认真研究制定信息系统建设工作计划和方案，加强组织领导，落实责任人员，会同信息系统研发单位安排好信息系统建设和应用培训等相关工作，确保信息系统按时完成建设并投入使用。

二、认真落实烟花爆竹流向信息化管理工作。自2012年7月1日起，烟花爆竹生产企业生产的所有烟花爆竹产品及黑火药、引火线，均要按照信息系统的技术要求，在产品包装及外包装箱上张贴相应的标识码并将相关信息采集、录入信息系统；烟花爆竹生产、批发经营企业购销产品的相关信息，要一律录入信息系统。自2012年10月1日起，对未按规定张贴标识码并录入相关信息的产品，烟花爆竹生产企业不得对外销售；公安机关将按照《关于加快建立全国烟花爆竹流向管理信息系统有关事项的通知》（公治明发〔2011〕447号）要求，不再开具烟花爆竹道路运输许可证。对2012年7月1日前生产、尚未销售的产品，烟花爆竹生产企业要补贴标识码并将有关信息采集、录入信息系统；对已经进入批发和出口企业及零售环节的产品，可免于补贴标识码，允许其在2013年12月31日前销售，逾期仍未销售或出口的，应当补贴相应的标识码，或者由安全监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报请当地人民政府批准后妥善处理。各级安全监管部门要加强与有关部门的协调配合，督促烟花爆竹生产经营企业落实相关工作要求，对未按要求落实相关管理措施和要求的，依法进行处罚。

三、统筹做好信息系统建设和应用培训工作。各级安全监管部门要根据信息系统建设的需要，积极争取本级人民政府的资金支持，统筹安排好信息系统建设和应用所需经费的预算、申请、相关软（硬）件设备的配备以及培训等准备工作，并督促烟花爆竹生产、经营企业按照信息系统建设要求配备必要的器材、设备和操作人员，加强与公安等有关部门的衔接配合，确保在2012年6月30日前完成各级安全监管部门和全部烟花爆竹生产、批发企业的系统建设（包括安装、调试和试运行）及人员培训工作。信息系统应用集中培训拟于2012年3至5月进行，具体工作由国家安全监管总局监管三司另行布置。

信息系统建设的具体事宜，请与北京创新京安丹灵科技股份公司联系（联系人：刘平新，电话：010-62133388转871、15201380708）；信息系统建设和应用工作中遇到的问题，请及时报告国家安全监管总局监管三司（联系人：李刚，电话：010-64463354）。

请及时将本通知精神传达至县级安全监管部门及各烟花爆竹生产、经营（批发和出口）企业，并督促抓好贯彻落实。

附件：全国烟花爆竹流向监管信息系统用户设备基本配置
http://www.chinasafety.gov.cn/newpage/Contents/Channel_5330/2012/0104/161514/files_founder_2122027914/3266818449.doc

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办公厅

二○一一年十二月三十日

　　修改后刑诉法第46条规定:“辩护律师对在执业活动中知悉的委托人的有关情况和信息，有权予以保密。但是，辩护律师在执业活动中知悉委托人或者其他人，准备或者正在实施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以及严重危害他人人身安全的犯罪的，应当及时告知司法机关。”实践中，非律师辩护人、诉讼代理人与辩护律师的作用并无太多差异，但修改后刑诉法对其是否适用保密权及相关规定没有明确。笔者认为，明确非律师辩护人和诉讼代理人应当适用保密权的相关规定，在实践中有其必要性。

一、非律师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的身份与职责。

辩护律师、非律师辩护人、诉讼代理人三者的身份和职责虽然有一定的差别，但在具体适用保密权规定方面具有一致性。修改后刑诉法第32条规定:“……下列的人可以被委托为辩护人:(一)律师;(二)人民团体或者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在单位推荐的人;(三)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监护人、亲友……”，修改后刑诉法第45条对诉讼代理人的范围作了“委托诉讼代理人，参照本法第三十二条的规定执行”的规定。在这三类人中，除律师和人民团体推荐的以外，均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极大的关系，他们作为普通公民时，就有更多作证、举报的可能，而同时又作为非律师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却没有辩护律师所享有的“辩护律师对在执业活动中知悉的委托人的有关情况和信息，有权予以保密……”之权利。

可以看出非律师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既是普通公民，但他们又不同于普通公民，在履行委托义务时，与律师身份的辩护人有相似的职责。

二、非律师辩护人、诉讼代理人与辩护律师在进入刑事诉讼活动时间上的不同，不能影响对犯罪信息的获取。

修改后刑诉法第33条明确规定，辩护律师进入时间是“犯罪嫌疑人自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有权委托辩护人;在侦查期间，只能委托律师作为辩护人。被告人有权随时委托辩护人”。修改后刑诉法第35条至第41条对辩护律师与其他辩护人的权限、作用作了规定。修改后刑诉法第44条对诉讼代理人在刑事诉讼活动中的进入时间作了规定:“公诉案件……自案件移送审查起诉之日起，有权委托诉讼代理人。自诉案件……有权随时委托诉讼代理人。”犯罪嫌疑人是在侦查阶段的称谓，而被告人是审判阶段的称谓。从三者的进入时间和权限看，辩护律师进入时间较早，权限更大。这是否意味着只有在侦查阶段，委托人或者其他人才有可能实施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以及严重危害他人人身安全的犯罪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笔者认为，委托人或者其他人容易或者不容易实施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以及严重危害他人人身安全的犯罪的区别，重点在于是否被羁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或者其他人在没有被羁押时，实施其他犯罪的可能性较大;在被羁押后，实施其他犯罪的可能性较小。值得注意的是，有的犯罪嫌疑人虽然被羁押，但其同伙仍然有实施重大犯罪的可能。应当说，在公诉案件的审查起诉和审判阶段或者是自诉案件的起诉、审判阶段，非律师辩护人、诉讼代理人仍可以获取委托人或者其他人，准备或者正在实施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以及严重危害他人人身安全的犯罪信息。

三、非律师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在履行委托义务时，应当享有保密权利，履行告知义务。

无论是律师还是非律师辩护人、诉讼代理人，作为普通公民的一员，均负有举报犯罪事实或犯罪嫌疑人的义务。同时也得出一个结论:辩护律师与非律师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的身份，及其在进入刑事诉讼活动的时间上的区别，不是影响其知晓委托人或者其他人是否容易实施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以及严重危害他人人身安全的犯罪的直接因素。相反，可以证明“知悉委托人或者其他人，准备或者正在实施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以及严重危害他人人身安全的犯罪的，应当及时告知司法机关”应当同样适用于非律师辩护人和诉讼代理人。

非律师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是普通公民，又不同于普通公民。他们在履行委托义务过程中，仍然会遇到刑诉法修改前律师面对的那种尴尬。各国律师保密特权规则的适用主体涵盖面较广，不仅承办案件律师、助理人员、实习人员等凡因执业而了解秘密的人员也负有保密的义务。既然要求“了解秘密的人员”都要保密，就必须有他们履行保密义务的权利规定，才能保障他们的辩护、代理职权的正确、及时、公平地行使。综上，修改后刑诉法对于辩护律师“有权予以保密”的权利规定，以及“应当及时告知司法机关”的义务性规定，也应当适用于非律师辩护人和诉讼代理人。当然，这还需要在贯彻修改后刑诉法的司法解释等规定中进一步明确。

(作者为四川省宜宾市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