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法院文化的理性认知与探讨
　　　　　　　　　　　　　　　　　——着眼基层法院视角的思考
　　　　
　　　　伴随着法治建设的发展与完善，社会对司法的研究日渐深化，法院文化作为司法的一种内在价值更加引起了法律理论界和实务界的关注和重视，特别是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法院文化逐步从理论研究开始向实践构建发展。但清醒审视当前我国法院文化建设的现实，基于政治、经济、历史、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性及地域差异性，法院文化建设成就差距甚大，特别是贫困地区的基层法院，文化建设更是一种理想化的期待或奢望。笔者身处的基层法院，得益于历史文化底蕴的丰厚及周边县区法院文化建设热潮的影响，经历几年的发展，成效明显，但与先进法院相比，仍差距明显。现结合本院实际就当前基层法院文化建设进行简要认识与思考。
　　　　一.法院文化的内涵、特质及承载
　　　　探讨法院文化，我们首先有必要理解一下什么是“文化”，从中外史料研究或现代汉语解释看，对文化的定义更多的是进行抽象概括。《辞源》释为：“文治教化”；《辞海》释为：“从广义上说，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从狭义上说，指社会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英国学者泰勒如此定义：“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讲，是一复合整体，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作为一个社会成员的人所习得的其他一切能力和习惯”。以此可知，文化实质上是一个融入人类意识的社会要素的集合体，其内涵随着人类认识发展而被无限地丰富。
　　　　法院文化的内涵：按照对“文化”的定义，法院文化应是在民族传统文化影响下，在特定的社会经济、政治基础上，由以法官为主体的法院人群体，在从事审判职业实践中所形成的，具有鲜明审判色彩的职业道德、价值理念、思维模式、行为规范、人文风格以及承载这些精神产物的物质载体的总和。
　　　　法院文化的特质：法院文化除具有文化的固有属性外，还应具有以下特质：
　　　　一是政治属性。文化在一定程度上是超越政治而传承的，但不可否认，主流文化的确立和传承又必然受到政治的影响。法院作为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家政治建设中肩负着重要的责任，不同的政治体制必然影响和决定着法院的地位和功能，受此影响，法院文化也必然被赋予更多的政治色彩，并随着国家政治结构的变化而变化。
　　　　二是法律属性。法院作为国家审判机关，是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法律履行审判职责，特定性质和特定的职业群体意识决定着法院文化必然反映着法律本身所固有的一些特性，如法的思想理念、法的刚性力度、法的传承演变等。
　　　　三是职业属性。法院是以法官为主体的法律人的群体，其重要职能就是依法履行审判职责，具有特定的职业属性，因此，作为法院文化的物质载体或意识载体，都必然具有特殊属性，如法徽的庄严象征特性、法槌的司法符号特性、法官的独立思维特性等，只能在这个职业群体中得以体现。
　　　　四是特定价值或功能属性。法律核心价值在于通过司法运作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作为法院文化核心的精神文化，实质就是法的价值理念和法官职业价值的意识表现形式，特定的精神内涵决定着法院文化在具有一般文化所有的导向、凝聚、激励、约束、辐射功能外，又必然具有法律应具有的公平、公正、高效、廉洁、文明等特定的价值或功能。
法院文化的承载：法院文化的承载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一方面是物质文化承载，主要通过法徽法槌、法院建筑、法庭设计、法官制服、法院环境等进行直观展现；另一方面是精神文化承载，主要通过法司法文书、司法行为、司法制度和法官群体意识（主要承载着司法理念、价值追求、职业道德、思维模式等）等进行抽象展现。
二.法院文化的发展及现实困惑
法院文化的发展: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特别是随着法官职业化建设进程的加快，法院文化开始迈出强劲步伐，并取得了具大发展。最高法院先后四次召开文化建设方面的会议，王胜俊院长更是明确指出：“法院文化建设是全社会的大事，更是人民司法事业实现科学发展的大事。从最高人民法院到各级人民法院都要高度重视、大力支持和积极推动，使法院文化建设伴随着人民司法事业共同发展、共同前进。”把握这一要求，全国各级法院文化建设蒸蒸日上，特别是经济发达地区的法院、如海淀区法院、上海法院、东营法院等，都形成了鲜明的法院文化特色。
法院文化建设的现实困惑:基于我国司法的行政化色彩、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及对法院文化认识的差异，各地法院文化建设相距甚远，特别是贫困地区的基层法院，更是存在诸多困惑和无奈。
一是司法的行政化色彩制约着法院文化核心价值的形成。受司法与行政合一的传统司法体制影响，我国司法机关无论从区域设立上还是从司法运作上来看，都带有浓厚的行政化色彩，而当这种行政化色彩被无限植入司法之中时，法的核心价值也就逐步被淡化，由此支撑的法院文化核心价值自然缺乏内涵。
二是司法职业的大众化决定着法院文化的普通化。长期以来我国的法官职业都是一种大众化职业，其来源和培养方式就象产品一样可以被流水生产，这种大众化的文化素质决定着法院文化必然缺乏精神支柱，也不会有更高的发展。
三是经济发展制约着法院文化质量的提升。基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一些贫困地区法院基本经费都很难保障，在这种条件下，很难苛求这些法院有庄严的办公大楼、宽敞的审判法庭、清新的办公环境和高素质的法官人才，当这些都没有的时候，也就不难想象贫困地区法院的文化建设会是怎样一种状况。
四是物质文化建设和精神文化建设不平衡。受社会物质化、功利化的影响，法院文化建设无意识地更多地关注了物质文化建设，有些法院甚至简单地把修一个庄严的办公楼、办几个图书阅览室等看成了法院文化建设的核心。不可否认，这些人文环境的建设必然承载着法院文化的一些要素，但应该更加清醒地认识到，文化发展的根本是人的发展，当没有一个高素质的法官群体来支撑时，法院文化会变成一个没有灵魂的空壳。因此，在注重物质文化建设的同时更多地关注精神文化建设才是法院文化发展的必然选择。
三.法院文化的培育路径
笔者结合自己的认识和思考，认为，当前法院文化建设应遵循这样一些原则：
　　　　一是注重宣传，为法院文化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法院文化作为法治文化的一部分，其实质具有文化本身所具有社会属性，既需要整个社会的关注和重视，更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来构建。有鉴于此，在推进法院文化建设的进程中，我们必须善于通过舆论引导，通过改革创新，调动社会中的一切积极因素，群策群力共同做好法院文化建设。
　　　　二是注重研究，为法院文化建设提供更好的理论支撑。现代意义上的法院文化起步较迟，受到关注和重视的时间更短，尽管实践中许多法院的文化建设取得了一些成果，但不可否认的是，在研究和探索法院文化建设上我们仍然缺乏坚实的理论支撑，对此，在今后的工作中必须引起重视，注重加强对法院文化建设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
　　　　三是统筹规划，为法院文化建设的长远发展描绘蓝图。法院文化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既需要继承借鉴，更需要发展创新。因此，着眼法院文化建设的长远科学发展，我们必须对法院文化建设进行具体规划，既要追求眼前效果，更要放眼长远目标，努力形成有序、渐进的发展模式。
　　　　四是突出特色，为法院文化建设积累更丰富的实践经验。基于法院个体存在差异性，区域发展存在不平衡性，社会法治进程存在阶段性特点，以及受当地历史文化及民族习俗的影响，法院文化发展的趋势要求我们并不能机械照搬，相互复制，而是要在实践中不断地积累经验，相互借鉴，紧密结合实际创造出更具特色的法院文化。
　　　　五是争取支持，为法院文化建设搭建坚实的物质平台。文化的发展和传承从来都是建立在特定的物质基础之上的，作为刚刚起步的法院文化，既需要决策者肯于在此方面投入，更需要各界的关注和支持，特别是贫困地区的基层法院，如果离开了地方财政的有力支持，法院文化将注定只是政治化的口号。
四.我院在推进法院文化建设中的探索和尝试
步入新世纪后，特别是新一届院党组以来,我院着眼于创建市级和谐文明单位，在推进审判工作、队伍建设、法院改革和基层建设不断发展的实践中，克难攻坚，扬帆催征，不懈推进法院文化建设，弘扬法治精神，集中展现了一个贫困县法院锐意进取的精神风貌。
　　　　一是培育法院精神，凝聚团队力量，努力构建法院文化建设的长效机制。院党组着眼提升司法文明品味，把有形文化与精神文化相结合，立足院情，全面规划，努力构建法院文化建设的长效机制，为推动法院文化建设奠定了坚实的组织保证，调动了全员参与法院文化建设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激发了工作热情。
　　　　二是增强司法能力，提升司法水平，积极推进法官职业化建设，凝练法院文化坚强内核。着眼政治建院、人才兴院，努力打造学习型法院，不懈推进法官职业化建设，加强法官队伍政治、业务、作风建设，凝练了法院文化的坚强内核，全院法官及其他干警凝聚共识，增强干劲，自觉规范司法行为，以清廉奉法的法官本色表达着对党的事业、对司法审判事业的赤诚信念。
　　　　三是提升科技文化，创新文化载体，努力搭建法院文化发展的物质平台。物质文化是法院文化建设的物质载体，是法院文化的外化表现，为此，我们坚持承继与创新相结合，加强基础建设，改善办公环境，增设文化设施，为法院文化建设搭建了物质发展
平台。
　　　　四是丰富文化内涵，浓厚文化氛围，积极推进法院文化建设的经常化开展。以参与全市法院文化艺术节为契机，成立文化兴趣小组，积极开展健康向上的文体活动，丰富了业务活动，陶冶了情操，推动了创先争优。
　法院文化建设是一项复杂的、长期的系统工程，尽管已在全国各地法院中兴起建设热潮，但仍处于探索阶段，需要进一步实践和理论加以丰富和完善，最终为培育先进法院文化，促进法官职业化建设，奠定坚实基础。
　
　
作者：陵川县人民法院 李东明 赵如水
论述民法的体系

韩召峰


　　马克思在描述商品交换过程时指出：商品不能自己到市场去，不能自己去交换，因此，我们必须寻找它的监护人，商品所有者。为了使这些物作为商品彼此发生关系，每一方只有通过双方共同一致的意志行为，才能让渡自已的商品，占有别人的商品。可见，他们必须彼此承认对方是私有者。这就表明商品关系的形成 必须具备三个条件：一是必须要有独立的商品“监护人”（所有者）；二是必须要交换者对商品享有所有权；三是必须要商品交换者意思表示一致。这就是在交换过程中形成的商品关系内在的要求，与此相适应，形成了以调整财产所有和财产交换为目的、由民事主体、物权、债和合同等制度组成的具有内在联系的民法体系。
　　一、主体制度
　　作为民法主体的当事人，是商品在静态中的所有者、在动态中的交换者。这类主体的特征就在于他（它）们的独立性，即意志独立、财产独立、责任自负。马克思在提及商品关系时所强调的：“独立资格”、“独立的关系当事人在法律上的反映。民事主体制度包括公民、法人、合伙等制度，这些制度的适用范围是十分广泛的，公私两便呼个人，无论其在行政、劳动法律关系中的身份如何，也无文艺学其所在制形式和经济实力如何，他（它）们在从事社会商品经济活动的主体资格皆由民法主体制度所确认，其合法权益共同受民法保护。
　　二、物权制度
　　所有权和其他特权制度是规范财产的所有和使用关系的基本制度。民法的所有权制度是直接反映所有罐头贴心人，但也和商品关系有内在的联系。商品交换就其本而言是所权的让渡。所有权是商品生产和交换的前提，也是商品生产和交换的结果。所有权在生产领域中的使用消费就是商品生产，在流通领域中的运动就是商品交换，商品生产者从事生产和交换的前提条件，就是要其对财产的占有、使用、收益和处争的权利，保障他们在交换中的财产所有权的正常转移。民法中的他物权如土地使用权、经营权等也是市场经济赖以形成的重要基础和前提条件。
　　三、债和合同制度
　　债和合同是商品交换在法律上表现，是商品流通领域中的最一般的、普遍的法律规范。债权制度是直接规范交易行为的，债的一般规则是规范交易过程、维护交易秩序的基本规则，而各类合同制度也是保护正常交换的具体规则。典型的买卖活动是反映商品到货币、货币到商品的转化的法律形式，是商品交换过程并不只是纯粹的买卖，还包换劳务的交换（诸如加工、承揽、劳动服务）以及信贷、租赁、技术转让等合同形式，还包括了杜撰的流转、财产的抵押、资金的偿付等债的形式。它们都是单个的交换，都要求表现为债单元，并受到民法债权制度的确认和保护。由于债权制度的设立，给商品交换带来了巨大的方便，使它超出了地域的、时间的限制，从而有力地推动了财产流转。
　　四、人格权制度
　　在民法体系中，人格权法是否有必要独立作为一项制度，值得研究。传统民法欠缺人格伤残人规定，各国关于人格权的法律主要是由司法发展起来的。许多学者主张，尽管人格权法非常重要，但可以在主体制度和侵权行为制度中加以概括，规定。我们认为这一观点是不妥当的。人格权之所以应该作为一个独立的制度，其原因在于：第一，民法中两类基本的权利，说法是财产权和人身权（其中主要是要人格权），这是民法的两个支柱，既然财产权可以分为债权、物权等各项制度，人格权为为什么不能成为一项独立存在的制度？否认人格权作为一项独立制度存在的必要性，实际上还是受到了“重物轻人”的立法观念的影响，这种观念是不可取的。第二，人格权法和主体制度有密切联系，但主体的人格和人格权是两个不同概念，对人格权的侵害不仅仅地人格的，而且也会造成对公民人身利益甚至财产利益的损害，它民法中的许多内容，并非单纯的说体制度所能概括的。第三，人格权制度也不能够完全为侵权行为制度所概括。尽管侵权行为法能够为人的格权提供保障，但人格权的确认，是侵权行为法所不能解决的。人格权必须法定化，这就决定了格权必须通过专设一项制度来加以确定。
　　五、关于知识产权制度
　　知识产权制度是否应包括在民法中，争议很大。有些学者认为知识产权有其特殊性，并不完全运用民法的基本原则，因而形成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我为，这一观点不够妥当。我们不可否认知识产权制度的特殊性，但归根结底，知识产权仍然是一种民事权利，其本质属性是财产权利上和人身权利的结合，而且我国民法通则已在民事权利一章中专设知识产权一节。现行的合同法律制度，也对知识产权的转让和利用设有专门规定。这就说明，我国现行法已经认为知识产权制度属于民法的组成部分。因而，我国未来民法典中，应包含知识产权法的内容。
　　六、侵权责任制度
　　对人格权、物权、知识产权等权利和利益的侵害都将构成侵权。侵权法是保障民事权利的法律。关于侵权行为法是否应当与债法保持相对独立，从而成为民法中一项独立的制度，在学术界历来存在着争议。? 统民未予都从债的发生原因考虑而将侵权法作为债法的组成部分。我们认为，众怒难犯权行为法应当从债法体分离出来，从而成为民未予体系中独立的一支。侵权行为法归属于外国语法并非天经地义，因特定的文化及法律因互作用所导致的英美法系侵权行为法的独立模式，更具有合理性。而在大陆法的债法的体系中，侵权法并没有找到适当的位置，债法体系主要是以合同法为中心建立起来的，债法主要是合同法，学者对债法性质的表述（如认为债法是交易法、任意法）完全不符合侵权法的性质。债的一般规则主要适用于合同之债，而不完全适用于侵权之债。将侵权法置于债法之中，极不利于侵权法的发展。所以，争权行为法从债法中独立，应是创建我国新的民法体系的组成部分。这种独立并不否认债的概念及规则，而使其更加合理和清晰，进而与其他法律规范共同构成科学的、符合中国国情的的民法体系。
与侵权的法独立有关的是民事责任制度的独立性问题。传统的大陆法民法典中并未将民事责任问题集中作出规定，而是将各类责任在各个民法制度中单独作出规定，我国的《民法通则》一改传统的民法典的编制体例，单设第六章规定了民事责任。许多学者认为，民事责任制度的设立，强调了国家对民事关系的干预及对民事权利的保障，在体例上具有创新意义。我国将来制定民法典时，应从整体上构建民事责任制度。我们认为此种观点是值得商榷的。诚然，债与责任是不同的概念，债是特定的债务人对特定的债权人所应负的义务，而责任是不履行义务的后果，债与责任的概念的区别，可以成为侵权责任与债务分离的原因，但不应居为民事责任单独设立的根据。单设的民事责任的缺陷在于：
　　第一，使责任与义务分离。责任作为违反义务的法律后果，应与民法关于义务的规定密切联系在一起，先有义务才有责任的发生。而债务等义务只能在债和合同法等分则中作出规定，如果总则中规定了民事责任，则与分则中规定的各类义务分离。
　　第二，在立法技术上缺乏逻辑性。如违约责任澡是在合同法而是在总则中的民事制度中规定，这冻合理，因为只有在合同的名项制度都作出了规定以后，才能出现违约责任制度，合同的基本概念等尚未出现，便出现了违约责任制度，显然导致了规则的先后次序颠倒。这种设计也忽略了责任的基础在于请求权的行使，无请求权基础问题规定，责任的规定是缺乏合理性的。
　　第三，现行民法通则关于民事责任的规定，主要规定了违约责任和侵权责任的基本规则及其共同的规则，然而民事责任并不限于这两种责任，还包括缔约上的过失责任、不录得利返还责任、无因管理之债中本人返还管理人支出的必要费用的责任，各种责任形式的个性远远大于其共性，这就决定了将各种责任在各项制度中分别作出规定，应较之于将各种责任集中作出规定更合理，且集中规定也十分繁杂，很难统一。现行《民法通则》第134条专门规定民事责任的十种形式，表面上看，此种列举方式使法官或当事人的易于了解民事责任究竟有哪些形式，实际上因为同的责任形式是与不同的责任联系在一起的（如违约金是违约责任的形式，恢复名誉是侵害名誉权的责任形式），只有在不同的责任中规定各种责任形式，才真正便于法官或当事人实际了解并合理运用这些责任形式。
　　七、财产继承制度
　　财产继承制度是有自然人死亡后将其遗留的财产转移给生者的法律制度。从实质上看，自然人的财产继承权不过是其财产所有权在死后的延伸，保护自然人的财产继承权是保护其财产所有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财产继承制度是民法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过也要看到，由于财产继承权主要发生在具有一定身份关系（如婚姻关系、血缘关系）的自然人相互之间，并且主要是家庭成员相互间基于扶助、赡养、抚育而产生的财产在一方死亡时的体现，因此，民法调整财产关系的一些原则并不能完全适用于财产继承权关系。
　　民法的其他制度，哪里民事法律行为、代理、等制度，也是配合上述制度发挥作用的。它们也和商品经济关系有着密切的联系。民事法律行为制度为商品所有者和经营者从事商品交换活动确立了行为的准则，代理制度解决了商品经营者在交换活动中因时间和空间的分离以及专业、技术等能力的限制所产生的困难，而时效制度可以有力地促进商品流通，加速商品的周转。这些制度都是民法的组成部分。


北安市人民法院　韩召峰